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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师父郭惠忠

编辑:admin 发布时间:2012-11-23 访问次数:3337 关闭窗口打印此文收藏此文

杭州市委会西湖总支 君秀

 

 

记得当年与我一起进厂的大学生有七个,六男一女,我是唯一的女生。我被安排在“四氟”车间,师父就是郭惠忠。

我本以为在工厂里“混”是不用费心费力的。一个电机系毕业的本科生,干厂里的设备工作,保证生产任务重时设备不故障停台,任务轻时或节假日安排好检修和保养,容易对付。该不至于让女大学生去当工人吧。

师父是印尼归侨,他并不和蔼,话不多却说得快,口气不带商量。才50岁,背已略弓。大家都亲昵地叫他“郭老”,我也跟着叫“郭老”,心想所谓师徒,说着好听,没太当回事。

师父可不这么想。他没事爱倒腾,经常把本来可以清茶一杯、悠闲自在的车间设备维修组一帮人指挥得团团转。

上班第一天,我就领教了师父的厉害。他塞给我一套工作服,还递给我一双电工绝缘鞋。我正要问他是否搞错,有人悄悄告诉我,电气工程师很多时候要亲自动手干活的,“简称”“电工”。照此类推,机械高工就是高级机修工,难怪师父穿一身工作服,脚上套的是钳工工作鞋。这是师父自立的规矩,其实厂里从来就没有这样规定过。

我的办公桌就在师父的对面。师父大部分时间都在机修组,只有制图时才会在办公桌前坐下来。我穿好工作服,套上绝缘鞋,就成了车间里的“女电工”。设备故障时,首先要弄清楚是否电气故障,并自行修复处理,对于非电气原因引起的故障,也要由我负责请机械维修工共同修复。对于吃不准、修不好的毛病,我要自己想办法。没有救兵,也没有商量,师父对我的要求就是这样严厉。

我所在车间的主要产品是聚四氟乙烯活塞环,生产工艺主要是模压和烧结两个环节。先把粉末状聚四氟乙烯树脂倒入指定模具,上面放好铁制模压环,然后用油压机按特定的压力模压成型,再把模压好的四氟环放入烧结炉,按预设的温度变化要求烘烤烧结。等产品冷却,用游标卡尺测量,检验是否合格。

车间里大大小小的模具都是师父亲自设计并指导动力车间的车工加工完成的。我经常看到他拿着卷尺找模具毛坯,有合适的就自己动手搬,搬不动了,才会让车工帮忙。加工过程中,他常常手拿卡尺测量,查看光洁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工人师傅都知道他的脾气,干活总是一丝不苟,从来不出差错。

模压过程,质量控制关键点是保压。车间里的油压机是上世纪70年代生产的,早已超期服役,早该更新换代了。厂里资金总是缺,为了让这些老设备继续发挥作用,师父带领机修组逐台改造液压系统,完成后又进行定期的维护和保养,使车间里每一台油压机的保压性能完好,模压质量稳定。

但是烧结温度控制的问题一直让师父犯难,他不擅长电气控制。师父急急地把我叫到烧结炉控制室,告诉我,原来聚四氟乙烯烧结过程用继电器控制,控制技术水平是落后点,但产品质量是稳定的。改造成现在的微机自动控制系统后,微机显示记录的温度控制曲线符合要求,但烧结产品合格率却不高,每批次的质量并不稳定。

“你懂电的,想办法把它处理好。”他不是同我商量,而是命令我。

傻呆着肯定是混不过关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厂资料室查找烧结炉控制的技术资料,找到了微机外设电气原理图却不是成套的蓝图。看到零零落落的草图,我明白师父为什么着急了。看看图签,设计单位是某大学化工系,还有设计者的签名。

项目运行质量问题,理应首先找项目实施单位。我到档案室找来项目委托合同,是某计算技术研究所与我厂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项目实施者却是某大学化工系,显然是项目被转包了。找到计算技术研究所,对方派了个50多岁的项目总工到现场查看之后就没了下文。

再找,对方出差了。等他回来,已经半个月之后了。

这样处理很拖时间,师父很不满意。他观念里,厂里在用的设备故障,工程师就应该想办法自行排除,而不是去协调外单位解决。非要去找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时间都搭进去不说,设备照旧不能正常运行,厂里要不停地蒙受经济损失才是大事情。工厂的工程师就该是个多面手,自力更生解决实际问题才是硬道理。

叫不动别人。求人不如求己,我只有一条路,就是一定要把烧结炉微机控制原理及其外设彻底搞明白,自己动手解决实际问题。

厚着脸皮去请教大学化工系的老师。老师忙,我就去等着。好几次,别人还以为我是新研究生呢。下到真功夫,不怕没结果,经过几个来回的请教和学习,我终于弄清楚烧结炉的控制原理,掌握了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还教给车间里其他设备维护人员。就这样,我被师父“逼”着学会了解决具体问题。

难题终于破解了,正得意于从此可以闲而无忧。不想,师父又“瞄”上车间角落里尘封多年的三台旧冷风机了。不肯自个儿歇着的师父,决不会让我们闲着才是他的本色。

想法很好。他要把这些冷风机修好,再添上些温度湿度自动控制元气件,把聚四氟乙烯模压成型区域改造成恒温恒湿环境,让聚四氟乙烯液压密封环的品质更优更好。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他总乐此不疲。车间一级是没有整机采购权的,厂里也不可能拨资金用来新买“锦上添花”的冷风机。“郭老”很有办法,他让大家把这三台旧的冷风机全拆零,把可用的元器件集中拼装,整理出一台完全好用的。其他两台缺的零件就向厂设备科报备品备件申购。备品备件到齐后,他就发动机修组按照第一台的方法装起来,三台冷风机就全数修复可用了。他带着大家加班加点,设计安装好温度湿度自动控制系统。等恒温恒湿改造完成,正好夏天到了,着着实实派上了用场,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原来高温环境生产的产品,用户对质量总放心不了,恒温恒湿生产后,产品得到杭州制氧机厂等主要用户的一致肯定。师父告诉我,在工厂工作,要出成绩,就得自己找活干。

对于师父这种找事做、闲不住的人,别人找上门的事,他会觉得是对他的“信任”,他很“享受”。正好可以发挥才干,展示能力。

硬片压延车间生产的圣诞树叶片是我们厂的拳头产品,那条生产线是80年代初从德国引进的。师父当时曾被派往考察学习过,他对那套设备比较熟悉。

那一阵,市场疲软,厂里几乎难以为继。1990年几近年关,我们接来了香港的一单圣诞树叶片供货大单,里是指望着它给大家发年终奖的。

不幸的是,厂里最有经验的压延机辊筒调距工,却在那个骨节眼上掉了链子,碰了辊。辊筒表面擦毛,无法生产。

厂里严肃处理了当班师傅:工资职级连降三级,年终奖扣发。

    厂里还是着急,如果不能按期交货,将面临被索赔的被动局面。

原来的决定是保守的,把镜面辊筒运往外地找专业厂家磨修。但马上面临运输包装的问题,这么个庞大沉重的镜面辊筒,表面光洁度要求高,没有专业的运输包装谁都不敢动。况且,来回折腾时间上也耽误不起。

大家正一筹莫展时,有人想到了“郭老”,提出让他在自己厂里动力车间的老龙门磨床上试修复。

有人说,师父这一次, 真的是“凶多吉少”。龙门磨床处理这么大的部件,还是第一次。成功了皆大欢喜,失败呢?

师父有些头晕,估计血压又高了。师父让我仔细计算进刀量,他要仔细复核……

整个磨削修复过程,要保证工件的同心度。

师父在磨床边陪着磨床师傅熬了两天两夜。第三天,光洁度同心度符合要求的辊筒被安装就绪投入了生产。我们最终还是按期交货。

师父累倒了。

我问师父为什么要接这个任务?他说,是否成功,只有一试,厂里的工程师就得有担当。

是的,不试试,何来创新?不担当,何有成就?师父让我明白,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没有现成的对口专业,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勇于承担,想办法解决问题,才能展现自己的学识,增长业务才干,获得创新和成绩。

跟师父在一起,有永远干不完的活。他让我从一个高高在上、自我感觉良好的女大学生锻炼成长为一个能找到问题并能解决问题的多面手。

厂里后来安排我到动力车间工作。与塑化二厂合并后,我又被安排到分厂动力科工作。我都能独当一面,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工程师。

1997年,我在厂里整整锻炼了8年,在我离开杭州塑料厂调往水利部杭州机械设计研究所从事设计研究工作的时候,我已经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业务多面手了。很快,我就转型成了研究所的业务骨干,评上了高级工程师。这离不开师父一开始就对我的严格要求。

如今师父年近七旬,已经退休多年,我也已人到中年。

回想起来,师父做的工作,具体而细致,一如他们那一代归侨知识分子,把爱国情怀全心倾注到工作上,朴素,扎实,平凡。他在自己的科技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从没有想过有任何回报。

师父是归侨,致公党员。师父的党派有侨海特色,成员大多是他那样的知识分子,我很是向往。符合条件后,师父热心地介绍我加入了致公党,我荣幸地成为当时致公党杭州市委会几个最年轻的党员之一。

加入致公党那会儿,我刚调往研究所,参加三峡工程起重机、混凝土搅拌楼项目的设计工作,经常被派往工地现场,由于工作忙很少去参加致公党的活动。师父得知后,专程到到单位找到我,要求我在完成繁忙工作任务的同时,更要热心党派工作,积极参加致公党的活动,做参政议政的有心人,多写信息和提案,为致公党的发展出力。

我一直跟师父在一个支部,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努力做好致公党支部安排的工作,不久就被支部成员推选为科技一支部的副主委,西湖总支成立后,我担任总支支委等职务。参加撰写的“发挥国家级在杭科研院所在我市发展中的作用”的调研报告得到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肯定,被列为当年市长领办的重点提案,不少建议被采纳。2008年,我被评为浙江省优秀致公党员。

今年7月,我又一次到师父家看望他老人家,我真心感谢他,是他的早期指引和教导,不但让我成功实现了儿时的理想,成为技术业务骨干和工程专家。是他介绍我加入致公党并鼓励我积极为党工作,我荣幸地当选为第九届杭州市政协委员。同行的一位朋友问我,你师父是杭州市劳动模范、市侨联副主席、市政协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怎么现在还住在这么小的房子里?我告诉她:师父从来不为也不会为自己争取个人利益,他觉得国家已经给了他很多很多,印尼反华的时候,印尼华侨几乎无家可归,是祖国收留、接纳并培养了他,回国为国家作贡献是应该的。

离开师父久了,见面的机会也日渐稀少,每每想起与师父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我总是会陷入无尽的回忆和深深的思索之中。

 

1989年,我大学毕业,分配进杭州塑料厂。也就在那里,我幸运地碰到我的师父郭惠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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